袁世凯被清廷起用之初，即通过与黎元洪有同乡旧谊的道员刘承恩散布“和平”空气。刘承恩连续两次致函黎元洪，并通过湖北争路代表张伯烈向革命党人转达了这样的信息：“袁氏可与革命军合作。拟即进省，报告黎都督。日前战事不能长久，当有和议的转机。“1911年11月1日，北洋军攻下汉口之际，刘承恩第三次致函黎元洪，说明清廷已下罪己之诏，并宣布实行立宪，开放党禁，皇族不问国政，“国政尚可有挽回振兴之期”，要求黎元洪“务宜设法和平了结”，并表示“诸公皆大才榱槃，不独不咎既往，尚可定必重用，相助办理朝政”。黎元洪复信力劝袁世凯反正，弃满清而归民国，表面上义正词严，实则为议和预留地步。黎声称：“公果能来归乎？与吾侪共扶大义，将见四百兆之人，皆皈心于公，将来‘民国’总选举时，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，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。”黄兴也以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的名义致书袁世凯，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思。他说：“人才原有高下之分，起义断无先后之别。明公之才能，高出兴等万万。以拿破仑、华盛顿之资格，出而建拿破仑、华盛顿之事功，直捣黄龙，灭此虏而朝食，非但湘、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、华盛顿，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。”他们的意思非常清楚：只要袁世凯起来反清，将来就可以推举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，和谈当然不在话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