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义子同时也是部将的史德威写遗书——两人朝夕相处，如果史可法军务倥偬的话，他大可以把史德威唤到面前耳提面命，用不着如此隆重地诉诸笔墨，写成正式的文本。史可法的隆重之举，从另一个侧面证明，史可法希望有更多的人——包括他同时代的人，也包括与他不同时代的后人——能够阅读到他的遗书。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遗书与日记属性颇为相类，都具有极强的私人性，尽管遗书是给别人看的，但这个别人其实是特指与写遗书之人密切相关者，对其他无关者来说，遗书没有给他们阅读的义务。因之，几通事先已经假定了读者为天下亿万斯民的遗书，它的写作者难免不有意无意地渗入一些被拔高了的东西。给史德威的遗书中，史可法说：“吾死，汝当葬我于太祖高皇帝之侧，其或不能，则梅花岭可也。”俄而又接着写道：“可法受先帝恩，不能雪耻仇；受今上恩，不能保疆土；受慈母恩，不能备孝养，遭时不造，有志未伸，一死以报国家，固其分也，独恨不能从先帝于地下耳。”——但所谓受先帝恩，纯属子虚乌有，崇祯时代，史可法只是南京留都的一个小官员，崇祯恐怕连他的名字也没听说过，恩从何来？至于受今上恩——即昏庸的弘光之恩，也可疑得很，倘若弘光有恩于史可法，史可法何致身陷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困境？又何致被马士英强行赶出南京，乃至坊间有“李纲在外，秦桧在内，宋终北辕”的义愤之语？